独家专访旅美生物学家王侃:亲历转基因30年

她见证了第一种转基因产品的诞生。十多年来,她一直与反对转基因的人争论不休。她参与了许多关于转基因作物的风险和安全性的评估工作,这使她成为转基因辩论中强有力的发言人。

涂瑞/温

转基因技术和产品已经渗透到人类生活中。早在转基因农业技术出现之前,用于制药和其他行业的转基因技术已经造福人类。目前,世界上已有29个国家和地区开始转基因产品的商业化。在美国,超过90%的大豆和70%的玉米是转基因的。转基因作物及其产品的安全性已经得到科学和反复的验证。转基因技术在控制农业污染、保护土壤和节约水源方面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所有这些都不能说服举着“不安全”和“反自然”旗帜的反对者。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新的科学技术并不被理解,甚至不时遭到抵制。然而,也许几乎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像转基因农业技术一样遇到如此巨大的舆论压力。

反转基因运动起源于多年前的欧洲,至今仍对关注食品安全的普通消费者产生深远影响。“转基因”的标签看起来如此不自然和不浪漫,以至于它似乎把人类对乡村的美好想象埋葬在一个寒冷的实验室里。

为什么人类需要转基因生物?转基因技术是如何诞生的?推动转基因研究的动力是造福人类的美好愿望,还是商业利益发展的原罪?

为了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久前《赛先生》采访了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的王侃教授。作为爱荷华州立大学植物转化中心的主任,王侃曾在2013年“世界粮食奖”获得者马尔卡万蒙塔古(MarcVanMontagu)手下学习。她的博士和博士后研究使她成为植物转基因方法的创始人之一(;《细胞》 1987).

从通用汽车诞生的第一天起,她就“在那里”,见证了源自欧洲、在印度、中国和其他地方“延续”的通用汽车辩论。王侃大学同学、现任百合生药学主席俞芒博士评论说,“她是植物基因工程的先驱,目前是玉米和大豆转化领域的国际领先科学家。自世界第一个公共作物转化平台建立20年来,王侃玉米和大豆基因转化的研究水平一直首屈一指。此外,她还参与了许多转基因作物的风险和安全评估,使她成为转基因辩论中的有力发言人。”

赛先生:你的研究目前处于全球转基因技术的前沿。你如何看待转基因技术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你在转基因研究方面的个人经验是什么?

王侃:从一开始,科学家们对转基因技术的共识是,这是对可持续农业最有帮助的技术。因为它可以把最好的特性集中在农作物上,从而减少杀虫剂和肥料的使用,有利于农业发展和人类。

许多人认为把土地变成城市而不是农业是对地球最大的伤害。事实上,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农业生产是地球上最大的污染源。许多人把浪漫与农村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误会。人类需要大量的农产品,导致水土流失和热带雨林消失。如果你能把一个领域的产量翻一番,你就不需要更多的土地了。

当时植物转基因的革命性变化是由于一项非常基础的理论研究。研究人员是马克范,当时我实验室的老板,也是去年世界粮食奖的获得者?蒙塔古。

当时,蒙塔古研究细菌主要是为了研究植物上的肿瘤。在20世纪70年代,癌症和肿瘤是热门的研究项目。他研究了不同形式的肿瘤,希望能为人类肿瘤的研究提供指导。在研究过程中,他发现植物肿瘤是由土壤杆菌引起的,所以他把实验室里所有的学生都集中起来研究植物肿瘤细菌。

后来的研究发现,这种细菌非常特殊,可以将基因片段从自身转移到更高的地方

1983年,蒙塔古请我的一个哥哥,一个墨西哥学生,在烟草上进行这个实验。假设实现了,结果发表在《科学》杂志上,成为转基因的第一个例子。那是1983年。从那以后,爆炸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

1983年也是我进入蒙塔古实验室的时候。芭芭拉。麦克林托克(BarbaraMcClintock)获得诺贝尔奖,她是唯一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奖的植物学家,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一事件极大地鼓舞了我们,表明诺贝尔奖也对植物科学感兴趣。

但是蒙塔古已经多次获得诺贝尔奖提名,却没有获奖。也许诺贝尔奖没有足够重视植物研究。

这是我学习转基因的机会。最初我是谭贾珍先生的研究生,希望从事人类遗传学的研究。当我被国外录取时,我几乎被随机分配到比利时学习植物分子生物学。

我目前正在研究植物转基因的机理,探索新的更有效的转基因技术。如果我们能够对转基因的机理有更深入的了解,大量的工作将会更加有效,这属于基础研究。然而,基础研究并不总是得到资助。我们还需要进行应用研究,将现有知识付诸实践,然后从应用中反馈,找到更多需要研究的基础知识。很多次了。

我的实验室既做应用研究,也做基础研究。我们所做的基础研究是对土壤杆菌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它有许多我们当时不容易知道或不期望学习的东西。在应用阶段,可以将有效基因放入植物中以提高植物的抗旱性,或者将疫苗放入植物中,例如禽流感或猪流感的疫苗可以放入玉米中,动物可以以饲料的形式直接口服。